段文昌作为有唐名相，在其一生中并不是一直在长安为官，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为相，其他的时间特别是早年经历坎坷，在各地辗转为官，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古迹》在记述荆州的“段文昌宅”时引《录异记》云：“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清光绪《荆州府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录异记》是五代杜光庭所著，在清代人所著的府志中还可见段文昌宅第的记载，可能当时仍然是当地的文化景观，至少说明段文昌宅的遗迹还存在着。
大和九年（835）九月，段文昌最终亡故于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因为其祖坟在荆州，《旧唐书·段文昌传》云：“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彻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非焉。”对于段文昌的这一举动，清顾嘉蘅、李廷指出：“习礼者讥其非”。根据祖坟制的原则，段文昌亡故后，应当葬在其家族的墓地中，所以在荆州有段文昌墓，清胡在恪云：“段文昌墓：文昌镇荆州。卒于官。
故墓在荆州。”清康熙《荊州府志》卷二十一《陵墓》。清顺治《云中郡志·坎集》卷三《建置志·陵墓》云：“段文昌墓，城东八里，唐人。碑已剥落。”（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据清顺治《云中郡志》点校出版，第157页）。清黎中辅纂《大同县志》卷五《营建》云：“唐段文昌墓：《府志》云，在城东八里东塘上，唐人碑已剥落。按：文昌，齐州临淄人，褒公志元矗三世孙，卒于西川节度。其先墓在荆州，具见《唐书》本传，未闻其葬云州也。考段秀实之孙、文楚，咸通末为云州防御使。李克用引兵攻之，死于斗鸡台下。《唐书》本传、《沙陀传》及《五代史·唐本纪》皆合。盖其时，国昌父子构祸方亟，文楚仓猝遇害，不得归葬卅阳，固其宜耳。昌、楚音转字讹，踵诬袭谬。若此之类，当亟为更正。”
清黎中辅纂、许颠玺校注《大同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对这段文字之所以这样标点，是因为段文昌曾经镇守荆州，而亡故于成都，因祖坟在荆州，所以最终埋葬在荆州，否则只能理解为胡在恪的记载有误。清顾嘉蘅、李廷对胡在恪的记述作按语云：“按《唐书·文昌传》太和四年帅荆南，后复节度西川，九年卒。其反葬江陵，理或然也。”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古迹》，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可以说这种认识即是建立在终葬祖茔的成规上而来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认识，清顺治年间孔自来认为：“段墨卿墓：文昌镇荆，于太和九年卒于官，故墓在荆州。岁时享祀，荐以音乐歌舞，习礼者议其非。”清道光《江陵志余》卷九《志墟墓》，清道光四年（1824）重刻清顺治七年（1650）本。关于段文昌墓，到清乾隆年间有更确切的说法，黄义尊云：“段文昌墓，相传在段家垸，太和四年，文昌镇荆，后复节度西川，九年卒，返葬江陵。”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六《名胜四·冢墓》，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六《名胜·冢墓》也有相同的记载。也正因为段文昌不仅早年生活在荆州，并且晚年曾担任荆南节度使，在为政两年的时间里（830~832），“州或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霁。民为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新唐书·段志玄传附文昌传》）以故《荆州府志》将其列于名宦之属，并在《人物志一·名臣》中专列“段文昌”予以介绍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十六《职官志九·名宦》与卷四十七《人物志一·名臣》均有段文昌的事迹实录，可以反映出段文昌在荆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七《人物·贤达》也有专条介绍，尽管其资料取材于《新唐书》本传，但也能说明段文昌在荆州和江陵所作的贡献已经渗入到当地人心中，后人是将其作为当地的名人来看待而载入地方史册的。
段文昌因为信仰佛教，除了在大和四年任荆南节度使时将“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外，还亲自建有寺院。江陵的菩提寺，“在城东五里，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曰段堤寺。荆寺虽广，而此刹较称净僻，畸人傲士，时多游息”。此寺至光绪年间已经毁坏（清光绪《江陵县志》卷六十四《外志四·寺观》）。段文昌到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还曾著有《菩提寺置立记》，由段文昌的文章可知，成都的普提寺位置非常优越，位于“蜀城正南，当二江合流之上，万井联甍之内，独有冈阜，回抱数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贯时而鲜泽”。成都普提寺的兴建时间应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天宝末，元宗巡狩此方，崇护法教，度僧建寺，大启休福。至德二年，长史卢公元俗奏置此寺，以菩提为号焉”。到了唐代宗大历初年，“节度使相国崔公宁，以此寺创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饬山惠悟禅师以居焉”。由于惠悟禅师的入居，“经始之制，于兹复兴”。
段文昌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普提寺兴建的过程。可以说寺院因名人而兴，又因名人而留下了种种奇闻趣事，而段文昌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代表之一。这一兴建于唐代的普提寺，历经世代风雨，到清代也已只有遗迹留存，“普提寺，在县南，唐时建，今废”清嘉庆《成都县志》卷二《寺观》，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除了信仰佛教而留下寺院等遗迹外，段文昌对本土道教也很重视，贞元十五年，段文昌西游岷蜀之地，至忠州停舟江岸，游览仙都观，“诣诸洞所”，于是“书名而去”。大和四年，段文昌任荆南节度使，听到从仙都观来的客人谈及道观的破败景象，并言及“当时题纪文字犹在”，遂主动捐款修复仙都观。段文昌“乃舍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来同力，浃旬报就”。大和六年十一月，段文昌再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路过三峡时，“遂命笔砚，志于岩谷。时大和七年正月五日记”。《全唐文》卷六百十七段文昌《修仙都观记》。《段相国报愿修忠州仙都观验》云：“相国邹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邅回峡内，时因登眺，炷香稽首，祝于二真曰：苟使官达，粗脱栖迟，必有严饰之报。自是不十岁，拥旄江陵。视事之初，已注念及此。俄梦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顶，乃阴君洞门矣，二真亦不复见。翌日，施一月俸钱修观宇，一月俸为常住本钱。常俾缮完，以答灵贶。”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八十一。《蜀都名胜记》卷十九《丰都县》引《舆地纪胜》云：“仙都观，在平都山。唐建，宋改景德，又名白鹤观。”今本《舆地纪胜》记载，“丰都景德观唐碑”留存有“凡十碑”，其中排名第一的即是“段丞相修观记”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三《忠州·碑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
段文昌在成都任职期间，曾经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这也成为成都地域文化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读书台。《唐诗纪事》卷五十《段文昌》云：“文昌，字墨卿，有别业在广都之南龙华山，尝杜门力学于此，俗谓之段公读书台。”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点：《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354页。宋何耕《题段文昌读书台》云：段公曾此读群书，读破应须万卷余。
家礼一传为杂俎，稗官收采附虞初。宋郭震也有《题龙华山诗》云：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鸟声中酒一杯。
最好寺边开眼处，段文昌有读书台。段文昌在龙华寺南的别业读书台俗称读书堂，其地在顺圣寺南，民国时该寺犹存《历代诗人咏成都》（上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此处原有几百间房屋，1960年后相继损毁，现仅存几间房舍，为成都市崇州市东关乡大雨村果园驻地《四川省崇庆县地名录》，崇庆，四川省崇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1987年，第134、171页。
作为一代文化名人，段文昌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晚年为官荆南节度使，带头抗击水涝灾害，使当地民众对他心怀感念。而且在辗转各地为政一方期间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这些无疑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丰富当地的地域文化平添了许多人文景观，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段文昌的文化贡献，不仅应当考察文字性的记述材料，更要结合历史文化遗迹，如此才能全面认识段文昌的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