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氏家族崇尚武力的家族风尚之形成，与段氏家族在西北地区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北地区复杂的环境造就了段氏家族尚武的风尚。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北地都尉段卬因为对匈奴作战战死朝那塞，其子段单被汉文帝封为缾侯。这是段氏家族作为边地守将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视野。关于段卬的籍贯，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他活动的北地使他处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到了西汉竟宁年间，段会宗进入政坛后又立功西域，维护了西北边陲的安全。而段会宗的籍贯，《汉书·段会宗传》则称其为“天水上邽人也”。其历官先后担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沛郡太守、雁门太守等，其中两次出任西域都护，并在最后病亡于乌孙国。
段氏家族在段会宗之弟段贞时迁居武威，所以段颎作为“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其籍贯为“武威姑臧人也”（《后汉书·段颎传》）。段颎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担任护羌校尉期间，镇压羌人的叛乱，并且立功受奖。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都是以武功而引起后人关注的，可以说与其家族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说明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以武立家的家族传统，我们有必要对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活动的空间加以研究。
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在论述关中习俗时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这一地区在秦国时期经历从秦文公开始到秦献公的经营，出现了“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景象。西汉定都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介绍关中习俗后，司马迁进一步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从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天水地区作为从先秦以来形成的交通要道，对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成为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又由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天水地区成为各方习俗的汇聚之地。班固在论及天水、北地的习俗时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汉书·地理志下》）班固还指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地域以勇武为风尚的将领“不可胜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宋乐史还据此将武威一带民俗总结为“金气坚刚，人士慷慨”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陇右道三·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36页。。除了上述带有典型意义的总结之外，在两汉的史书中亦有许多关于这一地区民风强悍的记述。汉武帝出兵进攻匈奴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进入西域腹地，西域郁成国王不支援汉朝大军，并且杀了“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郁成，郁成王逃奔康居，最后被擒获，当上官桀令四骑士将郁成王押送李广利处时，四人决定杀死郁成王，“欲杀，莫敢先击”，只有“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
因为这个缘故，赵弟被封为新畤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由此可以看出，赵弟作为天水上邽人，也已经濡染了当地的豪侠风气，所以敢于担当。上官桀也是“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昭帝的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上邽人也”（《汉书·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传》）。关于陇西一带崇尚勇武的风气，《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段会宗是一样的，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段会宗立功异域的精神品格。再如，武威姑臧地区，是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后，元狩二年秋，“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汉书·西域传上》）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事详《汉书·武帝纪》。。而在此前这里是属于匈奴族所控制的地域，处于匈奴族铁骑蹂躏下的汉族民众，为了生存只得以武力对付兵火侵袭，所以这里的民众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随着汉政府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这里才逐渐摆脱原匈奴族控制之下的社会风习，内地的礼仪习俗才逐渐传播并影响到这一地区，到东汉时期西北内陆地区已经逐步受到汉文化的浸润，成为汉文化盛行的地区。
两汉之际，中原地区陷入兵燹之灾，而河西地区则在窦融的保护下，保有了一方平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窦融曾描述武威一带的情况云，“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窦融占领这一地区后，“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后汉书·窦融传》）。
东汉以后，武威作为汉政府的属郡，受汉文化的影响渐深，段颎的身上就融合了边域与内地各种文化因素，“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能文能武的性格，使他在战时能够驰骋疆场，太平之时可以为政富民。在任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对于追赶的鲜卑士兵，段颎设计诱敌深入，“悉斩获之”。在永寿二年，又镇压了泰山、琅邪等东郭窦、公孙举领导的三万多人的农民起义。从延熹二年任护羌校尉后，在西北地区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后汉书·段颎传》）。正因为成长经历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段颎凭借镇压羌人叛乱最后进入政坛的事实。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使这里的民风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时期的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结果。而到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占领，汉文化在西北地区逐渐流布，民众或多或少地都濡染了汉文化的因素，讲求礼仪，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从段颎的人生经历即可反映出来。总之，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