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是段文昌之后在段氏家族中影响及于后世的文化名人，不仅如同其父亲一样，于辗转各地为官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而且凭借一部《酉阳杂俎》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后世了解唐代地域文化的重要著作。
段成式在其父亲于大和九年亡故后回到长安，开始了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京洛供职期间乏善可陈，似乎没有留下为后世所称道的业绩。但他在辗转各地为官期间所留下的一些文化遗迹，却成为丰富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唐宣宗大中元年，段成式出任吉州刺史，对境内的寺院等名胜古迹多有游览。宋周必大《游记》云：“隆兴元年十月戊午朔丙寅，游青原山净居寺七祖大师行思道场也。”文中还记载：“唐大中五年四月前刺史段成式《寺记》云：景龙三年为兰若，天宝十载为寺。所载亭台颇多，今皆不可考。成式文务奇涩，或不能句。”清康熙《庐陵县志》卷三《地舆志二·山川》，清乾隆年间据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版增刻。从段成式《塑像记》所记述的“庐陵龙兴寺西北隅，先有设色遗像，武宗五年毁废。至大中初重建寺，其处为僧乾立所居”，可知段成式曾亲自参与此寺院的修建。
龙兴寺在后世多次改名，宋黄庭坚《祥符寺仁寿塔记》云：“吉州东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赐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龙兴寺。”（清康熙《庐陵县志》卷十二《祠祀二·寺观》）清乾隆年间钱时雍对龙兴寺的沿革兴废记述道：“慈恩寺，在习溪桥北，仁寿山与祥符寺接壤，南唐保大中名龙兴，一名发蒙。宋治平二年乙巳，改额慈恩，有仁寿塔，黄庭坚记。明洪武五年壬子重建，嘉靖间，知府何其高迁西街草马巷内。
颜曰：古寿山以旧寺址建白鹭书院，旋废。国朝顺治间僧行证葺新。”清乾隆《庐陵县志》卷十《建置志四·寺观》，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除了此本记载外，清道光《庐陵县志》卷三十九《寺观志》，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清同治《庐陵县志》卷四十五《寺观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民国《庐陵县志》卷十三《礼典志·寺观》，民国九年（1920）刻本等也有相同的记载。尽管段成式最后由于被人诬告而离开庐陵，但他在庐陵所参与兴建的龙兴寺，经过历代整修而流传下来，无疑使这座名刹平添了几多沧桑，增加了人文气息。
大中九年，段成式出任处州刺史，对造成水患灾害的恶溪进行治理，使其变成遗惠百姓的好溪，因而在后世的史志书籍中对好溪的情况多有书写。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三《两浙路下·处州》“缙云县”条云：“有好溪，本名恶溪，多水怪。唐大中，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怪族自去，因改曰好溪。”宋祝穆云：“好溪，在丽水县东五里。旧名恶溪，内多水怪。唐段成式为刺史，有善政，怪族自去，改名好溪。”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九《浙东路·处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7页。元人在记述处州的历代名宦时也提到“段成式，守”刘应、李原编，詹有谅改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下《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0页。，将段成式做过缙云郡太守的事情作为重要的历史来记载。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浙江六·处州府》“丽水县”条云：“好溪，在城东五里。源出缙云县之大盆山，西南流至府东为东渡，又东南达于洞溪。今亦曰东溪。本名恶溪。谢灵运云：‘出恶江至大溪，水清如镜。’《舆地记》：‘恶江道间九十里而有五十九濑，两岸连云，高岩壁立，有七十余滩，水石濆薄三十里，至箭溪，王羲之游此题突星濑处也。唐文明初，溪水暴涨，溺死百余人。
大中间，段成式为刺史，有善政，百姓因呼为好溪。’《一统志》：‘突星濑，在府东四十里，一名箭溪，溪上又有琵琶洲，平沙满望，碧水环绕，以形似名。’”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22页。清雍正《处州府志》卷一《山川》云：“好溪，一名东溪，源自缙云大盘山，溪流为东渡，东折于大成。”清张铣指出：“好溪水，在县东二十里灵鹫山下，垒石为堰，障缙云水入渠，西流至浪荡口，分水坝析为东北二渠。灌田六十余顷。创于唐刺史段成式，后莫考其兴废。”清道光《丽水县志》卷三《水利》，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民国《丽水县志》卷三《山水》，1926年铅印本所记载的内容相同。清光绪《处州府志》对段成式任缙云郡太守之事也有详细记载。清光绪《丽水县志》卷十三《职官志上·文职一》，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大中十三年，因为李德裕被贬的原因，段成式被迫离开缙云郡守的位置，闲居襄阳，依附于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府，与温庭筠、温庭晧兄弟、余知古、韦蟾、周繇等人诗酒唱和。在襄阳也留下了段成式活动的遗迹。宋乐史云：“木香村。段成式别业于此村，村生异竹，成式图送徐商，商为称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宜城县”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20页。清陈锷云：“宜城木香村，相传村中有段成式别业。”清乾隆《襄阳府志》卷二十八《寓贤·段成式传》引《广舆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作为一代流寓名人，段成式颇被重视，至清代同治年间所修的志书中还有段成式的记载，李士彬引《文献通考》云：“段成式，字柯古，推荫为校书郎，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在襄阳与温庭筠、崔皎、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有《汉上题襟记》。”清同治《襄阳县志》卷六《人物·流寓》，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清光绪《襄阳府志》卷二十六《人物志四·流寓》也有详细的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作为祖籍临淄的段氏家族，在当地也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人的记述中多次为段志玄、段文昌、段成式立传清康熙《临淄县志》卷九《人物》均收录有段文昌、段成式的事迹，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民国《临淄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一·先贤》、卷二十三《人物志三·宦绩·段文昌传》等都有其家族主要人的活动景象，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表明了段氏家族虽然至段文昌时期已经离开临淄而居住荆州，但在当地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因而将其作为故乡的名人来看待。在临淄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存在，民国九年，崔象谷纂《临淄县志》记载：“段成式修行里，未详所在。于云牖《过修行里》诗：‘斜阳衰草冷平芜，千载人惊鬼董狐。
留得《诺皋》一箧在，《厄言》尽可当三都。’”（民国《临淄县志》卷三《古绩志》）在山东邹平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清马骕云：“文昌子成式，有文名世传。文昌封公，遂家于邹平，今之段家桥是也。故成式著《酉阳杂俎》多记长白山事。然史无其事，不敢传疑，且淄青之地久为藩镇所据，即文昌未必非遥封也。”清顺治《邹平县志》卷四《封建》，清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清程之芳云：“段家桥，在城西三十里，唐平章段文昌封邹平郡公，家于此。”清康熙《邹平县志》卷二《桥梁》，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段氏故里在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张实居《长白竹枝词》（十五）云：“连年亢旱绿波消，一望平湖种麦苗。旧迹欲寻柯古里，居人遥指段家桥。”王士禛注云“段太长故里”张实居《萧亭诗选》卷三，雷梦水、潘超、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25页。。其《玩湖顶》诗又云：“会仙山北玩湖顶，十里湖光掩画中。小艇桃花波淼淼，孤树柳色雨蒙蒙。高风未见元真子，旧事依然白兔翁。更忆断桥柯古迹，夕阳一片远香红。”郭连贻、王红、杨景敏选注：《邹平历代诗选》，邹平诗词学会编，1989年，第50页。
张实居之同族张尔奎，有《柯古堂诗文》四卷行于世。张实居、张尔奎仰慕段成式，也说明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是段成式故里王红：《邹平文化源流述略》，《邹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6年，第287~288页。。临淄周围有关段成式文化遗存的流传，表明了其家族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即便在段成式的笔下对于邹平的文化遗迹也仍然多有记述，其《酉阳杂俎》，“多言齐州事，如长白山、沙弥二桃之类，皆在邹平”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在《酉阳杂俎》中记载长白山、沙弥二桃的有卷二《玉格》、卷十三《冥迹》和卷十四《诺皋记上》等。。抑或段成式曾经回到故乡，才能够在《酉阳杂俎》留下相关的记述，抑或是其独有的故乡情结，使他更多地关注故乡的风土人情。
段氏家族以其文化风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从史籍所记载的关于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可以看出，段氏家族于其生活过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对于深刻认识段氏家族的文化影响，弄清段氏家族在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要而言之，段氏家族的家族文化之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其所生活空间的地域文化风貌，与此同时，其家族中的文化名人又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